【编者按】
学医很热。近年来，高考志愿填报，临床医学总是被列入热门专业，医生这份职业，总有光鲜一面。
学医也很苦。且不说有“劝人学医，天打雷劈”这样的老梗，现实中，成为医生要经历漫长艰苦的钻研，耐得住寂寞，扛得住压力。
真实的从医之路是怎样的？2024年8月19日第七个“中国医师节”来临之际，澎湃新闻推出“我是医生”系列报道。我们关注急诊、产科和儿科医生，他们所在的科室，往往不是学医人的首选，工作中也要面对更多“累、难、险”，但是，他们一直都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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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医学界，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：“金眼科，银外科，马马虎虎妇产科，累死累活小儿科”。简单的一句话，勾勒出儿科医生的不易与无奈。
“每年，社会上都有人呼吁加大儿科医生的培养，充实儿科医生队伍，但多年来没有带来太多的社会效应，儿科医生一直面临短缺的局面，报读儿科学的医学生也少之又少。”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陈笋坦言，现实中，顶尖的医学人才大多不会首选儿科。
提及儿科医生，陈笋认为，长久以来大众的认知停留在工作压力大、高风险、收入低。
“儿科手术相比成人手术更难，精细程度更高、花费时间长，但医疗定价相对更低，如果一天可以做20台成人心脏手术，但同类儿科手术做不了那么多。” 陈笋表示，每一个医生都希望能把自己的病人看好，但有时候医学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“意外”，为什么同样一种疾病有人手术能治好，有人却效果不好。
对于为何多年来坚守在临床一线，陈笋的答案很简单：但凡医学，都以治病救人为己任，无论任何学科方向都是如此。而作为一名儿科医生，成就感比成人医生来得更强，儿科医生看的是一个人的未来，而不仅仅是一种疾病。
正如他的博士生导师、新华医院院长孙锟所言，“儿科医生帮助的是人类20%的人群，却是100%的未来。”陈笋说，“这或许就是儿科医生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了。”
陈笋为一名患儿做超声检查。（均为 受访者 供图）
“小儿心脏方向可以吗”
约访陈笋，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，当日从早上7点半开始，陈笋一直忙着做手术，直到下午2点才结束。匆匆赶来会议室的他，一度忘记自己没吃午饭，直到快4点，工作人员送来了几块蛋糕，他才拿起2块蛋糕，边吃边接受采访。
回忆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儿科医生，陈笋说“完全是机缘巧合”。高考考出高分后，身为江苏泰州人的他，原本想要报考南京大学物理系，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专业选择——“学医不好吗，工作稳定”。就这样他听从了父亲的建议，填报了临床医学。
那是1993年，上海医科大学（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）在江苏招20名医学方向的高考生，但仅仅有5个名额是临床医学方向，而另一所上海的医学院——上海第二医科大学（现交通大学医学院）当年在江苏不招生。一个省，5个名额，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。
“当时我不敢填报上海医科大学，怕上不了分数线，但也不想选择‘家门口’的南京医学院，于是选择了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。”在武汉，他上了5年的临床医学本科，从大二阅读心胸外科学的著作开始，陈笋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医学，萌生了对心血管疾病的极大兴趣。
1998年本科毕业后，陈笋最初的工作单位签在了江苏省肿瘤医院，学科任意选。“当时，我特别想来上海读研，这里的大医院多，学习机会多。”本科毕业后的陈笋，考研方向很明确，就是心脏外科。
机缘巧合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教学医院新华医院那一年正好要招4名心脏外科方向的研究生，陈笋投了份简历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。“研究生招生时，新华医院尽管儿科和成人心脏外科两块业务是分开的，但在招生时没有分开，都在外科学招录，接到了面试通知，于是连夜赶来了。”
那是陈笋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，从武汉飞到上海。当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，电闪雷鸣，好在飞机平安降落，雨停了，他从机场打车到人民广场，再转了趟公交来到新华医院面试。
但结果并不如意，心脏外科面试失败了，陈笋心情很沮丧：“导师更喜欢有工作经验的，我那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，不占优势。”
面试失败后，他决定坐长途汽车回江苏，没想到的是，在车站接到了新华医院科研处老师的电话，问他“心内科做不做”、“小儿心脏方向可以吗？”陈笋喜出望外，一口答应下来，思忖着自己对心电图也非常感兴趣，可以试试，于是又赶回来面试。
等待了2个小时，面试了20分钟，面试官是我国儿科先心病领域的专家陈树宝教授。当时的陈笋还不认识这位专家，对方给了他一本书，让回去等消息，不久后他接到通知，被新华医院小儿心内科录取。
“失败的病例，一定不会忘记”
研究生毕业后，2001年，陈笋正式在新华医院小儿心内科工作，最初跟着陈树宝教授做小儿超声。
“刚接触儿科的时候，我对它也谈不上喜欢，但我喜欢研究先心病，超声要找出先天性畸形、先天性心脏病，一点也不容易，更多的时候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，也要对小儿胚胎发育的过程有很详细的了解。”陈笋坦言，陈树宝教授对自己的影响很深远，导师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促使他不断提高临床业务。
从最初在超声诊断领域钻研，到随后深入病房，接触越来越多的病例，再到小儿心脏介入手术的开展，陈笋称：“通过超声能正确诊断心脏疾病，或者能把一个重度疾病的患儿救活，由此带来的职业成就感很强。儿科医生看的是一个人的未来，而不仅仅是一种疾病，我们不仅可以给患儿健康成长的机会，孩子也是一个家庭的希望。”
陈笋带领团队为患儿做心脏介入手术。
陈笋曾经救治过诸多先心病的患儿，经心脏介入手术后健康成长，有人上了大学、有人成绩优异、有人篮球打得很棒，这些都让陈笋感到很欣慰。
他常常跟年轻医生说起：“我做过手术的病人不一定都会记得，但失败的病例，一定不会忘记。”
从医20多年来，他也遇到过3例死亡病例。其中就有一例重度主动脉狭窄，送来时孩子已经心衰，死亡风险很高，他试图用球囊扩张术挽救孩子生命，但最终失败了。尽管患儿家属表示理解，但他时常反思：“这些手术如果不是我做，他们会不会死掉，但对我来说，我真的尽力了，问心无愧了。”
在陈笋看来，儿科大多数时候没有看成人疾病尤其是老年疾病那么复杂，但一旦遇到棘手的问题就很要命，“不光是对我们儿科医生来说，对儿童整个家庭带来的打击都很大”。
多年前他遇到过一名患儿，5个月大，患有重度肺动脉狭窄，胸部腹水很严重。“这名患儿曾在全国多个省份看过，但都没人敢做手术。患儿的父母到了我这里，直接在我的办公室跪下来，我最后答应了冒一冒险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最终手术效果很好，患儿活了下来。但转入普通病房后没几天又出现胸部腹水，被转入到重症监护室，患儿父母就在那里斥责我们的医务人员。”
谈到这里，陈笋很感慨，“每一个医生都希望能把自己的病人看好，但有时候医学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‘意外’，为什么同样一种疾病有人手术能治好，有人却效果不好。”
“家长不信任、社会不理解，才是真的累”
当前在社会上，常常有一种声音，认为儿科医生累，收入也不高，儿科学常常成为医学生调剂的专业之一。
为何儿科医生收入低，陈笋表示：“儿科手术相比成人手术更难，精细程度更高、花费时间长，但医疗定价相对更低，如果一天可以做20台成人心脏手术，但同类儿科手术做不了那么多。”
一名家长带着曾经被他救治过的先心病患儿，前来医院看望陈笋。
而对于儿科医生的累，陈笋并不认同：“累其实并没有什么，而面对患儿家长的不信任、社会的不理解，那种累才是真的累。”
陈笋此前曾担任过儿科副主任，处理过不少投诉，有家长抱怨孩子感冒排队五六个小时才看到。“在呼吸道疾病高发季时，不少感冒发烧的患儿其实不一定需要马上来医院，可以先在家里观察。但家长的担忧普遍存在，家长往往对资历深的主任医师很信任，一些年轻医生更容易被质疑水平不够，不开药会被家长质疑，开药了有时也会被说药的效果不好。”
多年的临床经验也告诉陈笋，有时候，一些儿童疾病很隐匿，没有及时表现出症状，可能来就诊的时候，家人和医生都不知道孩子有这种疾病，有些甚至要到孩子死亡了才诊断得出来，家长难免会责怪医生没看出来。“有时候，疾病发展有一个过程，不到一定的阶段很难诊断出来，但因此遭受来自患儿家属的辱骂、责难，会让这个职业雪上加霜，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来做儿科医生。”
事实上，近年来儿科医生“缺口”问题多次被关注。公开报道显示，2015年前后，我国平均每2300多名儿童才有1位儿科医生。2024年5月，国家卫健委最新披露，全国儿科医师数量增至20.58万人，和2015年相比，增长74.4%，儿科医生“荒”正在破题。
“确实在现实中，顶尖的医学人才大多不会首选儿科，但儿科是未来，如果这个领域没有优秀的医生，那无论对家庭还是对国家来说，都是不好的。”陈笋坦言。
在国内外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之下，作为儿科医生的他又担忧：“要珍惜，以后孩子会越来越少了，或许儿科的疾病谱都会发生变化，但越是在这样变化的形势下，我们越要尽心尽责，把儿童健康的服务保障做到尽善尽美。”
陈笋希望，患儿家长能对儿科医生多一份理解和信任，让整个医患环境变得更好，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医生从事儿科，儿童的疾病诊疗环境才会更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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